我们错了!——美国基督教研究院向地方教会认错始末

作者:吴有

基督教本土化是一个充满挑战、极富争议的话题。在中国,地方教会运动是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探索之一。在基督教本土化的过程中,西方教会与地方教会在神学教义与表达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张力与冲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激烈反对地方教会的西方传统教会对地方教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自基督新教1807年入华两百多年来,无论是在传教牧会上,以及社会慈善事工上,尤其是在神学教义上,西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扮演着发起者,供给者,教导者的角色,以至国人都把基督新教领会为洋教。然而,事情并非总是这样,随着上个世纪20年代一些本色化自立教会的兴起,以及后续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因素,西方在中国基督新教的主导地位渐衰,这不仅表现于外在的组织架构及社会事工上,更表现在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神学教义上,而这正是基督新教的核心和制高点。那些土生土长的自立教会不单在组织形式上,敬拜方式上与西方差会迥异,更在神学思想上刻意地回避甚至否定西方的神学传统,这对千辛万苦把基督新教传入中国的西方各宗派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⑴,冲突在所难免。 

首当其冲的乃属地方教会,其事工独具特色且从1920年代一直发展影响至今。地方教会运动开始于1922年的福州,其主要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倪柝声从一开始就反对宗派主义,并放弃传统脱离公会,以至当时其父母所在的美以美会西方牧者都甚觉尴尬:从来只有教会把教友革除的事,没有教友自己把自己从教会革除的事,你们这样作有什么理由呢?然而年青的倪柝声乃以违反圣经中真理原则的高度坚定地退出公会⑵。倪氏后续的跟随者也延续了这一立场,其主要的同工李常受也不例外。故此也引起了后续西方差会更为广泛的非议。 

然而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及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却冲淡并暂时掩盖了这种矛盾,一方面西方的差会被迫退出了中国,另一面地方教会也在沉浮中被削弱并分化,而国内的基督教会似乎也进入了冬眠期。与此同时,由倪氏重要同工李常受所带领的地方教会运动却在台湾和东南亚如火如涂地继续开展,并于1962年也发展到了美国这西方头号的基督新教国家,到70年代就取得了相当数量的发展,并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基督徒中,成了知名的一群⑶。 

但同时他们独特的敬拜方式和神学教义却也引起了各护教团体广泛的质疑和敌视,将那20年代业已潜伏并被掩盖的冲突和矛盾重新挑启并迅速放大开来,只不过战场从当时神学上还是处女地的中国搬到了今天有着丰厚神学历史传统背景并以基督新教立国的美国。参与和地方教会这场旷日持久论战的机构有很多,诸如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真道实践会(Answers In Action),伪灵剖析会(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圣经解答人(Bible Answer Man)等,他们大都是在各自所在研究领域的资深专业者,其中尤以基督教研究院为最早也最透彻,最终也以基督教研究院的正式申明“我们错了”为结论。 

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CRI)是美国最有权威和最资深的基督教异端研究机构,其成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捍卫基督教教义的正统性。他们在2009年第32卷第六期以特刊的方式,在《基督教研究杂志(Christian ResearchJournal/CRJ)》破天荒的以李常受为封面,和“我们错了!(We Were Wrong!)”作标题,为过去CRI因为误解了地方教会(Local Churches),对地方教会的教导的负面批判,做出正式的道歉。这也使得李常受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美国基督教主流杂志封面的中国人!事情的发生源于1970年代,当时基督教研究院的创办人马丁华特(Walter Martin)与巴沙迪诺夫妇(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极具批评性的结论铸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⑷。事实真相到了2003年才逐渐浮现。

因着一次与地方教会代表坦诚而深入的会晤和对话,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于1989年马丁过世后,接管基督教研究所)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学报创刊编辑)及巴莎迪诺女士(Gretchen Passantino,于2003年巴莎迪诺先生过世后接管真道实践会)开始了一项为时六年的研究计划,以重新评估地方教会在历史正统及整个基督教界中所站的地位。

他们不仅在美国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通过不受任何限制地取阅地方教会所有的文字出版,与地方教会的代表人士进行数百小时的直接对话,并且完全自由的接触教会中的成员以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他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⑸ 汉尼葛夫汉克继续表示:虽然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然而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⑹。

接着米勒艾略特在研究报告中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从历史,神学,护教等方面认证了地方教会的正统性。针对福音派基督教人士的公开信,从神的本质,人性的本质,宗派的正当性及基督徒之间的诉讼四个方面一一给出了专业的学术回应: 

第一,地方教会的教义既未教导三神论,更未教导形态论,而是以“同时共存,互相内住”来两面平衡地论及三一神,李氏基于相信神圣真理有两面,就教导说:“要正确地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持守真理的两面。圣经中对三一神纯正的启示,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两个极端之间,占着中心的位置。”⑺ 就李氏而论,地方教会在维持这个平衡。而这也正是许多神学家所渴望达到的最佳表述⑻; 

第二,地方教会成神的教义,根本就是更正教福音派人士耳熟能详的信徒圣化、得荣的教义,只不过其观点较为奥秘而已;他们的说法与教会历史的先例和福音派主流的信仰是相当吻合的。地方教会的成神论,与东正教的成神论相比,也是更为接近更正教义的。他们无论在神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和末世论等方面,与正统基督教神学都有不谋而合之处⑼ ;

第三,李常受所反对的,既不是在宗派公会里的基督徒,也不是他们在基督的名里所相信、所传扬并所行的一切,李氏所弃绝的乃是宗派主义本身。事实上,李氏经常赞许其他基督徒领导人或团体的教导、福音和善工⑽,他的教导也从未阻止地方教会的成员与其他基督徒共事,只要不是推广宗派主义,在其余的事上都可共同努力⑾。事实上,地方教会有着惊人的包容性;

第四,地方教会对基督徒的诉讼总共只有三次,每一次他们所面临两难的处境,都颇值得同情。从西到东他们都因着那些不实的反邪教著作遭受了无数难以置信的精神和物质上的迫害⑿,而且他们采取法律途径,都是在对方完全拒绝以基督徒弟兄的身分与他们会面后,才采取最后不得已的手段。保罗为了保护他的自由、职事和名誉,“上诉于该撒”。地方教会正是如此看待并解释为何他们在已过三十年间,三次不得已地诉诸法律行动。⒀ 

同时米勒也指出了福音派基督教人士与地方教会之间冲突的内在深层原因,客观地说,双方都有责任:

第一,由于西方传统主导了教会历史,这深厚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今日一切基督教事物的态度。而地方教会及其领导人,都未承袭西方的传统。他们异于传统的崇拜模式,不为人熟知的教义和措辞(如“调和”),以及对倪氏与李氏职事的热衷,以至于他们拓展至西方时带有依然显见的浓厚中国影响。这些都让备感陌生和不习惯的西方基督教人士生发了邪教之联想⒁。而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一开始就导致了他们对地方教会异于平常的态度,甚至造成了刻意的敌视和刁难,很多研究人员并未深入了解地方教会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神学内容,也没有全面严谨地按其上下文研读地方教会的文献,以明白其整体的教训及其前因后果,就匆匆地下出了草率的判断,这从福音派公开信中一再地出现断章取义、罔顾事实的表述就可看出。正如水流职事站媒体主任魏尔克利(Chris Wilde)所说:“人之所以批评李常受的教训,几乎都是因为选择性地摘录他著述中的某一部分,但是对于他在著述的其余部分,甚或常在同一段话里所作之完全平衡的陈述,却只字不提⒂。

第二,当地方教会的成员迁移来美,首度面对西方基督教人士时,还没有做好足够心理上的准备。由于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他们接触基督教著作及薰陶的机会也很有限。而李氏又偏好作具争议性的论述,却又未随即加上限定的解释,以致造成莫大的误会。而地方教会的成员对于公开批评的回应,则态度极为强硬。成员中有较不成熟者,其手段及言辞更加深外界的误解。在试图对话时,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阻滞了进展。以至于李常受和其他华裔领导人缺乏福音派背景的西方跟随者,对于他们某些遣词用字可能给西方福音派人士所造成的印象也许浑然不知。而西方的研究人员对地方教会的研究方法又不够彻底,手段也不够公允;自此演成双方恶意相向,情形愈演愈烈,至终造成今日的局面⒃。

此外,米勒也给出了充分研究后的心得,肯定和推荐:

第一,我认为地方教会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在世界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追求神的旨意,他们也是该区域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地方教会在中国的会众为数约一百万,全球会众数约二百万,主要人数分布在亚洲各国),此一运动乃代表神在该区域极关键的工作; 

第二,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地方教会更为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运动了。我们都知道,地方教会是倪柝声在中国创立的,由中国的同工承继传扬,其中最主要的是李常受。他们发展出的一套神学和教会生活,虽然合乎正统,却独具中国特质,是西方世界所未见的。

第三,这班人不仅是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这一群信徒在对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训练上,要让大多数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羞愧。他们经过火炼逼迫的试验,仍然坚定站住,以致被煅炼成基督的样式,感人至深。他们对耶稣的爱令人佩服,他们奉献的生活折服人心⒃。

第四,地方教会要在二十一世纪乃至更远,在捍卫正统教训并开展福音的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与地方教会在信仰和实行的一些非基要议题上仍存歧异,但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先前将他们评估为“偏激的基督教团体”,对他们并不公平。他们虽然与我们在西方常见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却是一班扎实稳固的正统信徒。⒄ 

事实上,和他们持相同观点并有类似研究结论的还有很多西方资深的神学专家,如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全球最大的跨宗派神学院之一)的前院长Richard J. Mouw, Ph. D.,(目前任美国神学院协会会长,并参与多个协会和委员会),教务长和神学与伦理学教授Howard J. Loewen, Ph.D.,(已在神学领域教学且著述长达三十年),以及系统神学教授Veli-Matti Karkkainen Th. D.,(赫尔辛基大学的普世教会学专题讲员,著述、编辑作品甚丰,应聘为多处编辑委员会委员),他们组成的小组经过与地方教会多年对话后作出结论,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合于圣经的基督徒信仰。⒅还有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历史和宗教研究教授Edwin S. Gaustad, Ph. D(曾任美国教会历史学会会长。著述十余本,包括《纵观美国宗教的历史》及《美国的政教关系》):就我的观察所作出的结论,地方教会承继了基督教福音派的精神,是重视圣经权威的更正教派之一,属于注重内里生命的奥秘派和敬虔派,相信且等待千年国度,也是一群强调重生、经历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一同聚会、一同祷告、一同唱诗、一同学习、并一同成长。他们执着忠诚于自己对基督徒生活的独特看见。我想,这就够了⒆。

在基督新教来华之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东方与西方因在各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就一直存在并发展着,而这次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神学教义之争,并最终能让西方的基督教折服,这在基督教历史上着实具有里程碑的时代意义。当然美国基督教研究院能有这样的认错,地方教会能沉冤得雪,这一切都得益于:第一,作为社会公民,他们能够公开,平等,自由地对话,双方也有着坦诚,认真负责的态度;第二,作为研究人员,他们有着全面而深入,广泛而细致,客观而公正,严谨而审慎的治学态度和专业水准;第三,作为基督里的信徒,他们有着恪守真理至上,敢于认错的谦卑和胆量,以及优良正直负责任的灵性良知。这次中西方教义之争见证着一件事: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2节),也宣示着一件事,正如美国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在文末所言:“让我们在古训中一同往前:在基要的事上合一,在次要的事上自由,在所有的事上相爱。”⒇ 

【本文首发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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