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研究院:“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作者: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

院长前言─我们错了

类似邪教、偏激、抑或(异于传统的)正统?重新评估“地方教会”运动

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著

第一章 地方教会─其运动与争议的缘由

第二章 论公开信的议题:关于神的本质

第三章 论公开信的议题:关于人性的本质

第四章 论公开信的议题:关于福音派教会与宗派的正当性

第五章 论公开信的议题:关于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

结论:我们错了

请教汉克─地方教会是邪教吗?


院长前言—我们错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所作之研究的成果。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死于共产党的劳改监狱,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殁。在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扩展至新加坡和台湾等环太平洋国家,至终及于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会,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SM)。1

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但并非总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事实真相到了二○○三年才逐渐浮现。那时,我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在那次会晤中,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地方教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却启示于三个永远有别的身位;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教会”,而并非“只有他们是教会”。

于是,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其成果见于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长版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2 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格雷琴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我错了。”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不!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严谨的研究,才说出这话。

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论(由拙作《末世密码》可见一斑),我们与地方教会仍有显著不同;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我们则是并肩而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并非首次;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标题为“千禧虫之害消除了”。结果,我们被说成是“漠视真理”或“全然无知”,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当我在“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虫甚至不会是二○○○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一位广播员甚至说,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因为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向我大发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愤怒也临到我身上,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绝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出错。

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Herbert W.Armstrong)的普世神的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关。九十年代,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当时所爆发的争议,如今仍历历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普世神的教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3不仅如此,我有幸能为普世神的教会主席卡客约瑟的著作《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写前言。如今,他不仅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日基督教》的奈夫大卫(David Neff)、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向这“重生的教会”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我们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而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凭着神的恩典,卡客约瑟能说:“我们错了。”如今,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

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领袖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见封面故事),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这些领袖怎么可能错呢?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像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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