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倪柝声生活指控的分析
对关于倪柝声生活指控的分析
王召
关于对倪柝声的生活指控，在《对再批斗倪柝声之平议》一书中已有明确的驳斥。然而后续许梅骊继续地控诉，以及施某人又春秋意淫了一部所谓的文艺作品，以致很多不明就里的基督徒就信以为真了。其实这些文艺作品经不起一点点的考证，不单违反基本常识，不懂历史政治背景，缺乏法律采信证据，更是违背基督徒的基本伦理。
图1：《天风》（1956.2.20）中许梅骊控诉的照片
当然，对于恶意控诉者而言，他们是无惧鬼神的，五六十年代因控诉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后现代因批判诋毁可以出名得利，这样的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过（提前四2）。对于倪柝声而言，他在世的时候就已历经很多的反对和磨难，他一贯的作风是不辩解。正如他于1938年在《工作的再思》一书中的说的：“谁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有许多人指责我们，批评我们。但是批评是从两方面而来的，一面是因为程度过高，一面是因为程度过低。在这几年中我们一直觉得没有为自己辩护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手里。凭肉体说，我们不是不曾辩驳，不是没有理由可以争执。不过我们受了神的约束，对外就不敢题反抗的话语。许多指责的话，我并非没有读过。主知道，当我读的时候，也并非存着辩论的心来读的，乃是客观的读。何等的盼望能够从中得着亮光，知道自己的错误。但是在我读过之后，我不能不觉得他们所指责的，并非我们，好像乃是别人，乃是他们理想中的某种人。因他们所指责的道理，并非我们所讲的道理；他们所指责的事情，并非我们所作的事情。所以我们何必开口。”[1] 如今他已作古更不会辩解，聚会处的老一辈也传承殉道教父的传统，走十字架内里生命的路，只等候那日的审判。但是，确有不少单纯的信徒轻易地被迷惑，把文学臆想当作学术历史，并言辞确凿地传播，就从了恶人的计谋（诗篇一1），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自己也卷入做假见证的罪，对于这些人还是有明辨的必要。
一，违背基本常理
1，妻子张品蕙的反应
一个男人若是犯了奸淫，反应最强烈的就是他的妻子。然而，倪柝声和妻子张品蕙从1934年10月19日结婚到1971、72年相继离世却一直恩爱有加。[2]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结婚后又都同心事奉。张品蕙的文字功底很好，是丈夫得力的助手。倪氏外出也都带着妻子，包括1938年出访欧洲和1948年的鼓岭训练等重要时刻。[3] 倪氏于1952年被捕之后，张品蕙也受到牵连和审查，1966 年文革开始后，张品蕙的日子更加艰难，她受到日复一日的批斗，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不少人劝她跟丈夫离婚，说，“离了婚，你就解放了，因为你是医生家庭，自由职业，不是剥削阶级。”一些人逼她离婚，要她划清界线。但张品蕙坚持不放弃信仰，也坚持不和倪柝声离婚。[4]
图2：倪师母张品蕙文革初期的照片
倪氏被囚期间，有许多人用骇人听闻的事指控他，但张品蕙却回应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倪柝声的外甥陈终道见证说，“她（张品蕙）从未说过一句或一些近似怀疑丈夫的品德的话。没有，一句都没有……从未见为妻者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丈夫有婚外情，甚至嫖妓而无动于衷的。何况张品蕙是品学兼优，精明女士，若倪柝声有婚外情，其妻张品蕙起码不会尊敬他。但舅妈却极尊敬舅父，一再称证她丈夫的忠心，如被人在电话中谩骂，却不作解释，只说谢谢，律己至严。我在读书期间，曾于舅父舅母同住一周，舅母对丈夫常有说不完的称许，又深爱他，甚至坚定地为他备受痛苦，满身鞭痕，始终拒绝那些要逼她跟丈夫离婚的人，至死不屈。[5] 张品蕙在丈夫服刑期间长住在二姐张品芳家里，张品芳的外孙女万小玲回忆道：“公公（倪柝声）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子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算。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张品蕙）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还可以每月一次送去少量的食物及日用品,以后转去青东农场,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再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6] 而据与倪柝声相处前后9年（1963—1972）的狱友吴友琦回忆，倪柝声与妻子非常相爱，他希望自己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象是与他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地服事她。当得知1971年10月张品蕙去世的消息后，倪柝声长期以来的与妻子团聚的心愿破灭了，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写下诗句“哭千声，唤千声，卿声我惯听，缘何卿不应？”同时，他写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却得不到批准。[7] 之后从他写给张品铮的信中一声声的“蕙妹”和丧妻之痛也足见他们夫妻二人的情感之深。[8]
图3：倪柝声致张品琤的信，1972 年 5 月 6 日
2，关于缪韵春的分析
许梅骊指称被倪柝声玷污的两位女同工为张耆年和缪韵春，其中对于缪韵春有详细的描述，而张耆年则着墨不多，而且更不着边际，故在此仅分析缪韵春一人足矣。许梅骊述1956年2月倪氏被公开斗争以后，她与张锡康代表肃反大队组织的学习小组登访缪韵春时，后者亲口对他们二人作见证，说事情发生于1931年的无锡，并且倪氏还用从欧洲带回的摄影机给缪氏拍了裸体影片。[9] 首先，缪氏所述缺少旁证，即使当年与她一同控诉倪柝声并一同登访缪韵春的张锡康也确证倪氏的为人正派，并且为当初的控诉当众认罪。[10] 其次，倪柝声第一次访问欧洲是在1933年夏天，在这之前他根本没有到过欧洲。英国闭关弟兄会于1931年年底组团八人访沪，同时邀请倪氏回访。[11] 倪氏1933年夏天首次访英美两国，同年回国。之后1938年再次访欧，他一生也就仅有这两次访问欧洲。故此1931年倪氏根本还未去过欧洲，更没有买到摄影机的可能。再则，根据许梅骊所述，缪氏受伤害的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无锡。缪氏自1928年就已迁沪，与李渊如同住文德里。[12] 而倪氏惟一可能住无锡的时间乃是在1928年前。因倪氏于1927年底迁沪，自1928年初至1933年夏都是住在上海，[13] 并且长期卧床养病，多次传出要死的消息。[14] 如此，何来1931年无锡之事？许在后来的《警》书中又改口说是在1926-1928年间，那更是经不起推敲，因1926年倪都住在成寄归家，[15] 1927年间有短暂在无锡租住，但却是在严重病痛中终日拼命写作，[16] 1927年5月倪氏到上海参加擘饼建立教会后，从1928年开始就召开得胜聚会并出版《复兴报》，都是在上海。[17]
除此之外，缪韵春出生于1894年，比李渊如都大，根本不是什么李渊如的学生。[18] 倪柝声出生于1903年，比缪韵春小了近10岁。从《敞开的门》及《通问汇刊》所记录的时间和行程，以及1948年缪韵春参加第一期鼓岭训练中的见证和判定来看，从1928年起的20余年中，缪韵春就一直是在倪氏同工队伍并各教会中积极地服事。特别从1949年6月22日缪韵春在鼓岭训练所做的见证中也可以看到，缪氏不后悔走这条路，乃要活在神的旨意中。而后倪氏也对其做出中肯的属灵判定。[19] 试问有谁能够在受伤害之后这么多年不说，还会忠信地跟随，并且参加鼓岭训练，如此平静地接受评价呢？这明显不合常理。
3，身边同工的见证
对于倪氏人品正面的见证有许多，[20] 除了他最亲近的妻子张品蕙一直坚持他的无辜外，与他一起作工的弟兄姊妹也于1950年10月22日专门发出声明，见证倪氏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近来外面有的刊物，责难到我们的见证，并攻击我们的同工倪柝声弟兄。我们对于这样的刊物，一向是抱静默的态度，不乐于争辩。因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21] 签名者除了当时上海主要的同工及长老：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张愚之、唐守临和杜忠臣之外，更包括所谓的“受害者”缪韵春和张耆年，目前还健在的江守道（编者注：江守道于2022年7月2日已经安息主怀）也证实大家对倪的误解。[22] 而对于许梅骊等猜测倪氏1942年被停职的原因，亲历者张锡康澄清了传闻不实，[23] 倪氏也于1948年4月21日在上海道出了他经商的原委，“我去做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24] 知道真相后，很多误解的人都痛哭流泪，认罪悔改，其中李渊如就做见证说：“我今天请倪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我也请负责的弟兄赦免我已往的态度和言语。……人是想要把我当作工具，来反对倪弟兄。对于生化，我说生化乃是‘生话’。我的存心对生化是不利的，对倪弟兄也是不利的。……我巴不得我今天流的眼泪是最末一次的眼泪。”[25] 在亲身经历者如此清楚明确的见证下，还要对其做恶意的揣测，只能证明揣测者的人品道德有问题。
二，罔顾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1，三反五反运动
倪柝声是于1952年4月10日被捕的，并未对外公布。[26] 当时正值建国初期政府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基督教界开展三自革新和控诉帝国主义运动时期，由于倪氏在这些运动中表现不佳，1951年底就已经被政府锁定为反动分子。[27] 及至随后的“三反五反”[28] 运动时期，“五反检查队”在“东北药厂”发动该厂工人揭发记住雇主的“五毒罪行”时，倪氏就被原来在上海生化工作，以后被转到东北药厂的工人揭发了，倪氏就象其他的“资本家”一样遭殃了。[29] 运动中很多私营工商业被接收或改造，五反检查队也进驻上海生化药厂，1952年10月10日，时任上海生化的职员张锡康被隔离审查，三天三夜不让睡觉进行疲劳审讯，要求交待倪氏的经济问题，但因其态度和觉悟不够最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30] 倪柝声也被秘密关押，直至后来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才被公开批露。
2，肃清反革命运动
基于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判断，中共中央于1955年7月1日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是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31] 倪氏在1952年4月被捕并秘密关押，直到1955年12月才披露被指盗窃国家资产172亿人民币。[32] 此时，肃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基督教内反对三自者如王明道及北京长春等地聚会处的同工相继被捕。[33] 1956年1月中旬开始，福建、广东、浙江和湖南等各地的聚会处负责人也陆续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最终，1956年1月29号主日晚上擘饼聚会后，上海市公安局于文德里逮捕主要的同工长老，正式宣告破获上海聚会处里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34] 次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召集全市基督徒代表在天蟾舞台大礼堂开控诉大会，参加者有2500多人，由宗教事务局处长罗竹风主持，许建国副市长等报告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许梅骊等人控诉。1956 年 2 月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破获了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还附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之后2月3日晚上，肃反检查队长邵洛羊又在南阳路聚会处主持召开了一次针对倪柝声的控诉大会，参加者除了本聚会处信徒，还有江浙附近聚会处的负责人及各宗派的教牧人员、三自工作人员等约有4000人左右。[35] 1956年2月8-19日，政府又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卫生学校大礼堂举办了倪柝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有近万万名信徒参观。[36] 直到1956年6月21日下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才开庭审理倪柝声反革命案件，判处倪十五年有期徒刑，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同时，上海聚会处继续组织信徒学习委员会肃清反革命余毒。当时主导聚会处肃反运动的上海宗教事务局长罗竹风说：“如果倪柝声早参加三自，我们也不会定他为反革命，上海聚会处也不需要进行一次肃反运动了。[37]
图4：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3，背景分析
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政权，新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不单各级单位要按计划按步骤分期分批完成指标任务，还要发动全社会进行互相检举揭发和批斗控诉，对阶级敌人更是坚决斗争批判从严，交待问题认罪伏法时要触及到灵魂。这样运动式的打击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存在很多片面化、扩大化和极端化的情况。就如倪氏在三反五反中被查出盗窃国家资材172亿元（旧币），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整个生化药厂出卖也不够此款，这相当于当时抗美援朝的86架战斗机（按杨协成捐献一架飞机2亿元计）。而在肃反运动中更是一大堆冤假错案，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布的数字，仅1955年冬季到1956年春季，全国就有42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整个肃反运动中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万人，还有很多是抓错了又放回去的。肃反运动中错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不错的约占百分之六弱。[38] 在这两年中，共一百三十八万多宗肃反案，每天就有1891件肃反案，倪案就是这其中之一。[39] 要搞臭一个人，第一是经济问题，第二是道德作风问题，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屡试不爽的事，在倪氏身上也不例外。原在厦门鼓浪屿中华基督教会受洗，1955年肃反时在山东大学因信仰被批斗退学，1960年因家庭聚会被控以“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并向海外帝特分子递送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判刑5年，后到美国宣道会的林向途见证说：倪氏罪证展览会在上海展览后，也拿到鼓浪屿区政府二楼展出，我去看过、听过（现场播送倪之录音）。请看我的亲身经历：我被捕后市里召集宗教人员大会，宣布我已因犯反革命罪被捕。且也举行展览会，我仅举其中之一：伪造我在送情报给一司机，我被公安人员拍了一张照片。我是背面，司机伸出头与手在车窗接我的“情报”！我仅是小市镇小团契的召集人，都要如此这般捏造，更何况倪是在全国具有领袖地位的人物，更要挖空心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刘少奇国家主席可以说成是叛徒、工贼和走资派，而且言之凿凿，证据俱全。对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何况对教会有神论者。真正根据当时法院判决的罪行，倪判两个死刑都绰绰有余。[40] 所以，若是不懂当时的历史背景，很容易被误导并受迷惑。
三，与法律事实不符
1，法律程序不规范
如上所述，在建国后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特殊历史状态下的产物，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根据官方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至 1985 年止，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 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41] 而且这里所说的三百万只是政府机关“干部”的冤假错案，还不包括平民老百姓及未申诉的。因为当时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所有的案件都是以工作组、委员会或检查队来执行，政治挂帅，舆论造势，未审先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整个案件中嫌疑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护，没有规范的批捕关押审讯程序，没有合理的证据质询采信过程，很难想象如此案件的真实可信性。事实上，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台，许梅骊在书中提到一位樊姓律师的证词，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因为等到他出场的时候所有的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就是到现在的中国，如果是由官方来指定刑辩律师，大概的结果就已经知道了。
2，法律事实不清楚
倪柝声的罪证来自于1956年2月政府在卫生学校举办的“倪柝声反革命罪证展览会”，关于其道德方面的证据是倪柝声所写的笔供，承认自己生活荒唐，多次嫖妓，其中有五个还是处女。他还与一白俄妓女长期保持关系，并且给予人民币一千元。他污辱了两位女同工，并与其养女有关系等等。[42] 这些证据能否经得起质询？证据链是否完全充分？哪怕就是要定一个人的性侵罪，都需要人证物证齐全，自证他证旁证，时间人物地点过程都要清清楚楚，而倪氏的这些罪证所指向的严重犯罪事实全是不清楚的。参加过展览会的张锡康回忆道：“这些‘证据’主要根据一张小小的纸头，上面说是倪写的供认他犯罪的亲笔供词，字迹像蟹爬，一点不是倪的字迹。我当时就向工作同志反映说，这不是倪本人的字迹。工作同志回答说，这是倪生病时写的。我回答说，连生病也不是这样的字迹。我在生化药厂一段时间，对倪的字迹很熟识，一看就知道那不是倪本人写的。除此以外，展览会中摆出一些中文书籍，书面签上“倪柝声”名字。我一看也认出这不是倪的笔迹。因为倪的书我亲自整理，他都是以“倪述祖”签名，从来不以“倪柝声”签名的。至于报章上说的淫秽画册，我都没有见到；而所谓的淫秽影片，只是一张没有头的背面小底片，看不出是什么人。”[43] 另一个参加过展览会的徐腓力日后回忆说：“我至今还印象深刻，有无头的裸露女人照相底片（上下都有许多小孔），谁也无法辨识是谁！放录音，是听不懂的福建话。从我本身被斗的种种经历，我深知道，这一切都可以作假证，张冠李戴。后来听说批斗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时，也用同样的照相底片。[44] 所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采信这些证据并四处传播者若非智商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
3，以揣测来毁谤
事实上，政府虽在办理“倪柝声反革命罪证展览会”时大肆宣传，但在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其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倪氏1952年被捕时是经济原因，但起诉与判决却是以政治为主因，定的是“反革命集团”罪。由此可见，倪氏的罪证过于离谱，连政府方面都无法入罪。真正定倪氏道德罪的是那些许施们，而他们定罪的根据全都是听说和揣测，并且根据这些推理又加上自己的想象写成小说，这样的推理和定案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毁谤，施某对此也很害怕，所以在书中就用了化名。当然，倪氏没有要求平反，反革命罪已经取消，其后人也不见得会为了一本书去告官。但这却显出那些毁谤者的愚昧和狡诈，且不说那些听闻和揣测经不起任何的质询，他们连基本的法律原则都不懂，要定一个人的淫乱罪不能随便说说而已，是需要有清楚确定齐全的人证物证旁证等一连串完整的证据链。若是拿不出真凭实据，就要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若是人不顾这些硬是要刻意毁谤，只能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基督徒了。
四，违背基督徒伦理
1，批判自己所不懂的
根据许梅骊自己的记述，她于1947年9月16岁时在上海教会受浸，1949年到1951年参加过少数弟兄姊妹们的聚会。倪柝声是1948年才恢复他的职事，然后1952年初被捕。所以倪柝声与许氏同时在上海教会的时间最多是1949到1951年，只有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倪柝声忙于在福建的鼓岭训练等等，所以许氏在上海教会和倪柝声直接接触的机会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对于地方教会的历史她也只是搭了一点边。[45] 1956年许氏公开控诉倪柝声之后，和一位不信者结婚，之后离婚再嫁又再离婚，而且有二十四年之久放弃信仰。[46] 所以，她对倪氏和地方教会的历史不过是道听途说，真实性严重存疑。反观张锡康，他从1928年就到上海教会，之后参与上海教会的核心事奉，而且他父亲又常年在近身照顾倪柝声，所以他对倪氏和上海教会的记述就非常详细可靠。[47] 然而，许梅骊却大肆攻击张锡康，理由是他有删减《六十年来的回顾》一书的手抄本。其实，张锡康于1986年到1987年间所写的回顾手抄版从未正式出版，直到他到了美国，在一个新的、自由的环境，才重新写这本书，并于2012年10月正式出版。一本书从手稿到出版删减本属正常，而且，张锡康亲口告诉一位访问者，他改写这本“上海六十年的回顾”，就是要把历史还原，把一切不符事实的记载，予以更正。所以才于2012 年正式出版《张锡康回忆录—上海教会六十年的回顾》。 并且，从《回忆录》2012年出版到张锡康2016年离世，许梅骊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可以与张锡康对质和问证，但是，许梅骊在张锡康生前不与他对话研讨，反而六年之后在《警钟长鸣》一书里为张锡康悲哀。许氏此种在假装友谊的同时以奸诈的方式批评他人的做法和作风实为可耻。这表明许梅骊的人格有重大问题。[48] 另外，许氏还对圣经学者陈希曾的《晒熟的美果》及灵修博士吴东生的《属灵认知与属灵生命》提出了批判和质疑，沿袭她控诉的本色，讲说她所不知道的，批判她所不懂的。
图5：《天风》（1956.2.20）中许梅骊的控诉
许梅骊在1956年的控诉中为政府破获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心中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和痛快，她认为自己是被此集团毒害最深的基督教青年，并成为毒害青少年的帮凶；她控诉在上海解放前，倪柝声和李常受把一批青年骗去台湾，并进行罪恶活动，因为倪和李是蒋介石的走狗；并且倪柝声叫信徒不参加抗美援朝，是希望帝国主义重新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她控诉倪柝声叫信徒表面上要守规矩，但他们私下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散布反革命思想毒素，并抵抗爱国主义教育；倪柝声进行反革命的教导，如不要爱世界，使她不爱国，变得对祖国对人民完全冷酷，甚至看到塔尖的红星，怕受引诱，好像犯了罪；她感谢组织上的耐心教育，终于使她觉醒过来。她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根本不是“年长弟兄姐妹”，而是一群最凶险的披着羊皮的狼，是毒害青年的罪魁；她认为在祖国土地上充满阳光和自由，但她控诉反革命分子却把青年丢进冰箱，在他们的鼻孔里塞进棉花，叫他们过着窒息的日子，处处觉得不自在而忍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并跟着他们走上反人民的绝路；她认为政府逮捕了这批反革命分子真是大快人心，并希望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丑恶罪行，与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对于这些近乎荒谬的控诉，许氏在《警钟长鸣》仍然自恃“没有后悔”。[49] 不觉得自己有错。[50]
林向途在“《难泯岁月》读后感”一文里，曾对许梅骊这一生作了总结：“初中时期，她在里弄组织剧团演出，表现突出是积极分子；高中时期到女青年会国际礼拜堂，都是主席、主持人；上大学时是团契负责人；肃反时控诉倪柝声是典型积极分子；教会按当局意旨成立学委会时是秘书；之后又是执事；列席全国基督教会议；信徒是落后标志时就放弃信仰要求进步，拔白旗插红旗；各项运动努力配合批判信仰，倘非因反革命集团历史问题与父亲在台湾，许君还考虑过要参加共产党；文革后毛走下神坛，群众对社会主义感到茫然，许君又认罪悔改回头信耶稣；八十年代出国热，她移民美国，勤奋读书，取得学位和医生执照；年暮谢幕之前八十岁还有作为，出书爆料写教会历史，一炮而红、一鸣惊人。来势汹汹，既有英文版，又有繁体字版，简体字版。”并且林向途说：“要算老账，许梅骊的账有得算：我刚接到一位陈弟兄的信，他也是当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在学习中强迫他发言，他说出了不同的看法，许梅骊便贴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后来陈弟兄劳改了二十年。许君后来也没去认错道歉。你害人一辈子，可不是吗？在许梅骊所谓觉悟以后，检举揭发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教会内部的人事，全部交代，以致在1956年初教会要开展肃反运动，当局在一个晚上就逮捕二百多人。这些血债，许梅骊还了吗？她当学习委员会秘书时，主持发动多少控诉会，硬将反革命集团的帽子扣在教会头上，卖主求荣，可耻之至。请许君今天表个态：全国地方教会聚会处到底是不是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许君直接间接送了多少人去劳改，这笔账怎么算？最严重的是许君伙同外邦人毁坏了神的教会。说许梅骊是全国最大的犹大，并不为过。”[51] 林向途是聚会处背景之外并且亲历肃反的一位老信徒，他的评价或许是一个客观的参考。
3，将个人的问题推卸到别人身上
许梅骊自称在高二受浸加入上海教会时幼稚无知。[52] 到1955年7月底，她开始被隔离审查。再到这年的12月上旬，当干部们给她看倪柝声的各种“罪证”时，她的内心就翻腾得无法控制，愤懑难以平息，随后她的思想才彻底转变。之后她就积极地控诉，并在信仰逐渐走远，最后放弃信仰。[53] 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又面临触及灵魂的审讯，许氏从挣扎到崩溃到控诉直到放弃信仰，确实有可同情之处。然而，她一生控诉，却从没有反思自己的原因，她把婚姻的失败归咎于“时代的悲剧”。[54] 也把当时的控诉和她的放弃信仰，都归咎于倪柝声及“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为当时的她对倪柝声佩服得五体投地，心醉神迷，并且把倪柝声交织在自己的信仰中，把倪氏作为信仰对象神化了。[55] 其实，倪柝声从来没有要人尊崇他，反而他自己总是谦卑服事，要做众仆人的仆人。[56] 他1932年12月4日在追述往事时就说：“所以一个人要讲过去的故事，总不免把个人的色彩，个人的背景带进去。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把我个人的色彩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倪柝声的名字是可咒诅的，我从前说了，我今天再说。我盼望尽力减少我个人的色彩，同时也把已往的历史告诉大家”。[57] 他也于1936年12月19日以保罗自认罪魁的方式说：“人所盼望的都是自己能作。你如果告诉人：‘你不能作什么，你是坏透了。’这是他所不喜欢听的。许多人骂我倪某人坏，我不但不气，并且对他们说，你骂得不够，我倪某人比你所骂的更坏。……因此，神不要人活自己的生命，神乃是把基督赐给人作生命，叫人活出祂的生命来。这就是神的救法。[58] 而且，地方教会也从来没有偶像化倪柝声，敬重那些带领的人这本就是圣经的教训（帖前五12）。地方教会信徒对倪氏的敬重，就如同信义宗对路德，改革宗对加尔文，卫理公会对卫斯理一样自然而平和。许氏将个人的问题推卸到不相干的别人身上，整本书都在释放着哀怨和苦毒，把自己一生的苦全都算在倪柝声的账上，打着属灵的旗号，对倪柝声进行着再控诉。
4，跟风者的诡诈
许氏经历社会的动荡，信仰的破产和人生的变故，或许是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和转嫁的对象，她自己也如同祥林嫂一样到处向人述说着自己的哀怨，说了上百遍就信以为真沉迷其中了。可是跟风者却不一样，施某从一开始做为记者前往采访就是带着诡诈的目的，正如施某自己在访谈节目中所说，她原来是写女性文学，后来因网络快速的发展就没有市场，无法再兜售这一类的情欲故事，正苦于没有创作的素材时，许氏及时地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她便挖掘到了百年不遇的好题材，而这题材也给她带来大好的机遇和前途。正如许多的狗仔队一样，一旦抓住了热点事件，傍上了权威人物，之后便名利双丰收。这从她访谈中体现的自我虚荣可以看出，她也确实借着这本小说到处演说并评奖，每次讲座都要大肆推销请大家购买，在大陆专门请人非法高价兜售。许某和施某这两位女人的不同之处是，许氏发泄的是自己的哀怨，施某却是刻意地设计他人，而且还要用什么填补了历史空白，什么共融东西方文化等高大上的名义来行龌龊之事，其诡诈之处正是在此。
施某明知那本书的危害性，所以一面说害怕吃官司而改用了化名，一面又在每次的访谈和介绍中说明就是那个真人，一面说是以半虚构和非虚构的文学手笔，一面又说可与历史中的人物一一对应，当人问她是否真有其事时，她又闪烁其词。以似是而非的技巧引人误以为真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她模仿倪氏的口吻所做的坦白，更是以极其狡诈的方式想要把倪罪坐实。如同创世纪中的那条蛇，一口两舌，把毒素注入人心，也把人引向对神的怀疑。要知道在一百句话中掺入一句假话都能欺骗很多人，更不要说是半虚构了。施某一面说尊重倪，一面又说要挖掘出他的软弱，因为宗教就是要透露人类的阴暗面。其实倪氏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的软弱，他如同保罗一样自认是个罪魁，但这并不代表后人就要把一个没有确证的罪名安在他头上。而且，若是要从宗教的角度挖掘人的阴暗，完全可以从自已或自己的家族开始，这样写出来的感受会非常真实而具体。事实上，因着施某本就是情欲小说专家，从她在书中意淫出来的细节，有理由推测出是她自己的感受和写照。
综上，对于倪氏道德问题的指控，无论是在常识上无法说通，在历史背景中来看也是相当地荒谬，更是在法律上缺少基本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指控不过显示出控诉者们的良心和伦理。然而，控诉者们在历史上从来不曾缺少。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政府需要树立反面典型，许氏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和转嫁的对象，施某需要一个可以名利双收的素材。倪柝声一生遭受的误解和攻击很多，他在1938年就针对人的反对回应过：“我们心里所痛惜的，乃是有的神的孩子竟然喜欢先虚说了人有什么错处，然后再用力来攻击这个错处。但愿神可怜我们的弟兄，也可怜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谩骂不是理由；讥笑也不是理由充分的代表。声音并非得胜，安静也并非失败。所以我们就学习不理会，不开口。我们被人指责或者批评，都不成问题。……我一点不敢说，我们一点都不错。我承认我们多多软弱，常常错误，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也求众弟兄们怜悯我们。你们的祷告，是我们所欢迎的。[59] 其实，对于许施们的控诉，地方教会中年长老练的信徒根本不会受影响，许施们的小说也本不值一驳，但看了却会玷污人的眼睛，毒害人的心灵。对于单纯幼嫩的信徒，确实需要慎思明辨，以免落入魔鬼的网罗。
图6：《天风》杂志对许梅骊的采访
[1] 倪柝声，《工作的再思》，《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0册，（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5），8-9。
[2] 金弥耳（Angus I. Kinnear），《中流砥柱》，戴致进译，（香港：中国主日学协会，1973），第 155页。
[3] 同上，第176页。
[4] 万小玲：《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海外基督使团代祷通讯兴旺中华福音》，1973 年 4 月。
[5] 于中旻，陈终道等：《对再批斗倪柝声的平议》，香港：金灯台出版社，2004 年，第 74 页。
[6] 万小玲，《爱之歌》第四章，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电子档。
[7] 吴友琦口述：《倪柝声在狱中》（未刊本），2003 年，第5-10 页。
[8] 吴秀良，《破壳飞腾》，（台北：比逊河出版社，2004），128。
[9] 许梅骊，《难泯岁月》， （美国：Xulon Press,2011），137页。
[10]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513，201页。
[11]同上，51。
[12]同上，21。
[13]倪柝声，《复兴报》第1-22期，倪柝声文集第一辑。
[14] 陈福中，《倪柝声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4），37-44。
[15] 倪柝声，《往事的诉说》，于《讲经记录（卷二）》，倪文集第一辑18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77。
[16] 倪柝声，《第二次见证》，于《通问汇刊（卷二）倪柝声三次公开的见证》，倪文集第二辑第6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190。
[17] 倪柝声，《往事的诉说》，于《讲经记录（卷二）》，倪文集第一辑18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78。
[18] 陈福中，《倪柝声传》，（香港：基督徒出版社，2004），170。
[19] 倪柝声，《属灵的判定与判定的实例》，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12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37-38。
[20]如吴有琦、陈终道、陈福中、李常受、陈则信、张宜纶、张悟晨、张郁岚、金弥耳等等,尚有网上许多其他名字。
[21] 倪柝声，《执事报 复刊敞开的门（卷一）》，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9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249-250。
[22] 柯一桐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亲访江守道记录。
[23]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100。
[24] 李常受，《历史与启示（上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11），181-182。
[25] 李源如，《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11册（美国：水流职事站，2005），176-77。
[26] 吴秀良，《破壳飞腾》，（台北：比逊河出版社，2004），第11页。
[27]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94页。
[28]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29] 吴秀良，《破壳飞腾》，（台北：比逊河出版社，2004），第11页。
[30]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162-5。
[31]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
[32] 许梅骊，《警钟长鸣》， （美国：Xulon Press,2018），288页。
[33]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127页。
[34] 同上，129。
[35]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188-200。
[36]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132页。
[37]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180。
[38]王小平,《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编写组.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1949年10月至2000年）[K].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39]1956年12月7日，中央十人小组向中央作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肃反运动的当前情况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该报告说，“1955年，第一批肃反运动中的中央和省、市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已经基本结束。参加运动的580多万人，查出反坏分子37000多人。第二批肃反运动的县区机关、厂矿、企业、基层文教卫生、财经等单位正在进行，至1956年底，有800万人参加，初步查出2万多名反坏分子。此外，该报告还指出，1955年开展的第一批肃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根据1956年10月的统计，全国参加运动的有5，864，238人，经过反复检查，最后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共37，288名。”以上报告中第一批和第二批加起来，共有1380万人参与运动。
[40] 林向途，一封林老弟兄给梁家麟关于对《倪柝声的荣辱升黜》看法的信，电子档。
[41]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12071.html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42] 许梅骊，《警钟长鸣》， （美国：Xulon Press,2018），278页。
[43]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199页。
[44] 徐腓力口述：《徐腓力的见证》，参见 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
[45] 回应许梅骊“警钟长鸣”，参见 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
[46] 张锡康：《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香港：光荣出版社，2012），213页。
[47] 同上，131-140页。
[48] 回应许梅骊“警钟长鸣”，参见 https://shanghaichristianassembly.org
[49] 许梅骊，《警钟长鸣》， （美国：Xulon Press,2018），311页。
[50] 同上，312页。
[51] 林向途，《许梅骊所谓出书一年来的回顾》，电子档。
[52] 许梅骊，《警钟长鸣》， （美国：Xulon Press,2018），258页
[53] 同上，299-301页。
[54] 同上，304页。
[55] 同上，299-300页。
[56] 林子隆，《神恩浩大-福音见证第六集》，（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2005），32。
[57] 倪柝声，《往事的述说》，于讲经记录第33期《讲经记录（卷二）》，《倪柝声文集》第1辑第18册，（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5）， 62-3。
[58] 倪柝声，《得胜生命的性质》，于《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二）》，《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22册，（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5），207。
[59] 倪柝声，《工作的再思》，《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0册，（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200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