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李常受有邪灵”～历史徇案

驳“李常受有邪灵”～历史徇案

陈恪三 —— 居心莫测

1931年—1950年正是倪柝声重用李常受的年间，陈恪三却说1931年李常受就有邪灵进去。这是牵涉到倪柝声弟兄名誉的一桩历史徇案，到底是倪柝声属灵眼瞎还是陈恪三居心莫测。现在我们从倪柝声的原话来看看：

“在中国目前安排有福州和上海两个工作区域，到了阴历八月以后，盼望从青岛或天津开工，从青岛下来接上海。底下从广州往两广走。这几天，浙南的平阳已经起头，汕头也已经起头。汕头一带有二十六、或二十七县是讲客家话的弟兄姊妹，所以客语工作要以汕头为中心。工作必须是区域的，已往的失败就是工作也变作地方的。我们必须从整区来看工作的事，工人要多负责任。在上海有李常受弟兄负责，在福州有陈恪三弟兄负责。”（鼓岭训练记录（卷一）第八篇　关于玛门讲时：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 讲地：福州海关巷）

“圣灵的水流是一直往前的，不仅是在救恩上，在教会的地位上，在撇下一切的事上也是这样。一九四三年常受弟兄在烟台所作的，实际上是圣灵战略的举动，是圣灵作的，你没得办法。因着有的弟兄姊妹心都挖出来，哭着、笑着，非把一切财物拿出来不可，结果就把真理赶上，带进复兴。圣灵工作得很厉害，结果变作许多弟兄姊妹都得作，不作不平安。”（第九篇撇下一切事奉神讲时：一九五○年二月三日晚上讲地：香港九龙佐敦道）

“我如果放松我的立场，主的工作就要被打折扣。我的声明是为着说直话的缘故，因为我要保守我作主工人的立场。我不是骄傲，不肯低下头接受奉献，乃是要维持神工人的体统。我这样作，是要保守我的口不被封住的缘故。我如此，鼓岭如此，所有的同工们，这二年来也没有得允许摸过工作一文钱。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许多人给我们便宜的批评，末了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我们爱钱是错，爱世界不能对。请你们原谅我说这愚妄话，我说这话是要叫人看见，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没有别的理由可以阻挡我这自夸。我的话不是要把重点改低。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同工们都是如此作，不只在香港是这样。我们盼望我们的见证总是超过毁谤之人的口，叫你们看见一切毁谤的话都不是真的。批评的话出来，是因为有的人爱钱，才造出许多毁谤的话。你们要知道，我们同工们是担着担子来作的。这是我对来旁听之人的一点声明。求主怜悯我这样说。”（第二十一篇　事奉交通（二）讲时：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周四）讲地：香港九龙佐敦道）

在这里，我们看见，根据“倪柝声的话”，李常受在1935年时已经是平津地区聚会处工作的负责人。在陈恪三指控李常受被“邪灵”附的1931和1947年中间，于1945年聚会处由李常受带领的“烟台大复兴”，倪柝声在1950的评论是“实际上是圣灵战略的举动，是圣灵作的”。于1948年，在上海哈同路的同工聚会中，倪再次肯定“我听到常受弟兄在烟台所作的，也听到他在上海（上海大复兴）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十分对的。”甚至，把聚会处在中国的“工作中心—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交给李常受。

在1950年，倪柝声弟兄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安排后事的时候，他还明着说“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许多人给我们便宜的批评，末了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从倪柝声的信息里清楚地看见以下的点：

1．第一次公开称赞陈恪三弟兄，并再次确定陈恪三为福州地区负责弟兄。（第一篇　与港穗同工谈话记录（一）） 。

2．称赞李常受弟兄4次（第一篇　与港穗同工谈话记录（一），第十篇撇下一切事奉神，第十五篇　对在职弟兄姊妹的交通，第十九篇　长老的安排），特别承认“一九四三年常受弟兄在烟台所作的，实际上是圣灵战略的举动，是圣灵作的，你没得办法。”

3．倪柝声弟兄公开引用李常受弟兄的话3次（第十篇　交出来与建造基督身体的关系，第十七篇　关于彻底交出来的交通）。

4．倪柝声弟兄公开的在交通（第四篇　与港穗同工谈话记录（四）），读经（第二十六篇　倪弟兄会后交通～谈读经），灵中的感觉（第三十四篇　属灵的知觉）上告诉大家他和李常受弟兄，都是一样的。

5．45篇道中，倪柝声弟兄让李常受弟兄让他和自己一起讲了15篇，占1/3。

6．倪柝声和李常受最后一次在香港见面：1）安排李常受弟兄负责香港的工作（第二十二篇　照着山上的样式走教会恢复的路 “从今以后，香港教会关于福音、事务、研读圣经等各方面的训练，由常受弟兄带领。”）；2）公开告诉大家“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许多人给我们便宜的批评，末了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第二十一篇　事奉交通（二））。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请大家思考倪柝声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公开讲出“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紧要关头，倪柝声已经察觉到（请参考他对当时的时局的洞悉能力和安排），若他回去大陆，肯定是再也出不来的。作为聚会所的带领弟兄，他必须回去，与弟兄姐妹同甘共苦。但是，把所有的工作托付给李常受，必然会有人反对李常受。所以倪柝声弟兄才这样严肃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李常受弟兄就是他的分身，见李常受，就如见倪柝声），而且，原本李常受弟兄是被差派到台湾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倪柝声弟兄还“特意”的把香港教会从传福音，事务性服侍到属灵的带领（研读圣经），工人的培训都公开交给李常受弟兄。

在中国教会历史里，倪柝声是有名的“属灵人”。他所著的关于灵命的书籍（如：正常基督徒生活，属灵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等，不但指引了“属灵征战”的原则，更是全面性的影响着整个中国教会的灵命，以及属灵征战观。而，李常受与陈恪三可以说是倪柝声的“徒弟”。难道陈恪三会比师傅更会辨别邪灵，陈恪三不是分明在说倪柝声是瞎眼会重用李常受。难道当时倪柝声真的瞎眼了吗？纵然如此，难道倪柝声身边那么多同工也都跟着瞎眼，还有当时李常受服事众教会的众信徒也跟着瞎眼，只有陈恪三独具一格。而且陈恪三弟兄为什么要等到，1949年李常受去了台湾。1978年大陆开放不久，李常受的书籍、录音带等被大量送进大陆来，那时才开始说李常受有邪灵。到底是倪柝声属灵眼瞎，还是陈恪三嫉妒或别有用心。

从1931陈恪三发现“李常受是被鬼附”的人到，1948年聚会处的“鼓岭训练”中，倪柝声一会儿夸李常受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一会儿引用李常受这个“被鬼附” 的人的话，甚至还让李常受这个“被鬼附” 的人同台补充他讲的道。当时谁都可以看出来，倪柝声已经准备把李常受派到台湾，然后把聚会处海外的工作（包括香港）整个的交给“被鬼附”李常受。大家仔细想想，倪柝声竟然“糊涂”至如此！（这是目前流行的所谓：倪柝声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重用李常受，地说法）岂不是开玩笑！当时在“鼓岭”山下福州聚会处作长老，负责鼓岭训练后勤的陈恪三，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整个聚会所被鬼附化”的大事前，（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倪柝声在山上讲的话，陈恪三在山下就听到了），怎的陈恪三身为“方面大员”竟然一句话都不吭？岂不奇也怪哉？！反而，陈恪三要等到倪柝声都死了多少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后，才“大爆” 李常受是被鬼附的内幕？

更绝的是，既然陈恪三“早在”1931年就知道“李常受是被鬼附”的人，到1952年倪柝声被捕足足有19年的时间。照常理，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几次“把鬼附之人所作的当做圣灵的举动”这样“荒谬”的事情后，就会赶紧“撒腿逃命”。陈恪三倒是“与众不同”，能够连续19年看着倪柝声不但重复上演“把鬼附之人所做的当做圣灵的举动” 这样“荒谬”的事情，还逐步把“把鬼附的”从地方，提升为“中央领导”，最后还更荒谬的公开说“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还不敢批判倪柝声“昏庸糊涂”，岂不也是“奇事”一件？

陈恪三凭什么说李常受有邪灵，乃是凭着一个祷告。陈恪三对徐弟兄说李常受有邪灵，徐弟兄不信，陈恪三叫徐弟兄为这事去祷告。“于是在李到鼓浪屿后第一场聚会，那天晚七时，你（徐弟兄）独自坐在会所楼上求问主：‘主啊，若李所受的引导是出于你的，愿主让他自由释放信息，否则求主禁止。’聚会时间到了，李与翻译弟兄同登讲台，我（陈恪三弟兄）好像坐第一排。那天唱诗歌一首又一首，唱了许多首，从来未见聚会处主日聚会唱这么多首诗歌（一般都是2～3首），我觉得奇怪。半小时后，李站到台前，说：‘聚会时间已过了半小时，今天我所预备的信息，神扣住了。’”

陈恪三就凭这一个祷告来断定李常受有邪灵，未免也太武断了。换上任何人也会被扣住讲不出来的，如果一起同工的几个弟兄们在作相反的祷告，不同心合意，有了抵对的灵，换上任何人也讲不出来，也会被扣住的。陈恪三与人同工不同魂，还怪人有邪灵真是可恶。

其实，若稍微想想，陈恪三到底是在“抹黑”李常受呢？还是“抹黑”倪柝声？对于“不了解内情，确曾花时间分析” 陈恪三的见证的人，恐怕“倪柝声的这块金字招牌”还真得会砸在陈恪三的这篇“见证”上呢！

即使倪柝声果真属灵瞎眼，难道属灵很有名望的史百克弟兄也瞎了眼吗？他会把一个有邪灵附着的人，邀请到他职事的中心英国伦敦贵橡去讲道。以下是“历史与启示”摘录：

“一九五八年，我（李常受）答应史弟兄的邀请，到英国访问他”。“到了一九五八年，……我（李常受）就觉得应该到史弟兄那里去看看，亲身经历他们中间一切的光景，好能有根有据的帮助那些有异议的弟兄们。那年夏天，我去了英国伦敦，并且顺道访问了欧洲、美国几个地方。

由于史百克弟兄来台时，我们相当礼遇的接待他；等我去伦敦，他也礼尚往来，尽力接待我。他来时，我们许多人到机场接他；我去时，他也尽量鼓励人到机场接我。我在英国住了四周，这四周的特别聚会固然是我讲道，就是平日聚会，他也完全让我讲。有人告诉我，这在史百克弟兄那里，是空前的举动”。

所以陈恪三的话是绝不能听的，美国富勒神学院就是全球最知名的神学院，现在也公开声明了李常受的教训是符合正统信仰的。

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简称“富勒”），与地方教会同其出版单位水流职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的带领弟兄们，最近完成了长达两年的广泛对话。在此期间，富勒对于地方教会主要的教训与实行，特别是水流职事站所出版，李常受、倪柝声两人的着作，进行透彻的审阅与查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答覆一些与该教会有关的质疑与指控，并从历史以及正统基督教的眼光，将倪、李两人，以及地方教会的教训与实行加以定位。富勒方面，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校长暨基督教哲学教授Dr.Richard Mouw、神学院院长暨神学与伦理学教授Dr. Howard Loewen，以及系统神学教授Dr.Veli～Matti Karkkainen。代表地方教会的有：陈实、何子建，以及Dan Towle。代表水流职事站的有：Ron Kangas、Benson Phillips、Chris Wilde，以及余洁麟。

富勒神学院的结论是，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合于圣经的基督徒信仰。富勒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断定，一般批评者对于这分职事的描绘，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该职事的教训。在这点上我们发现，某些圈子的人对倪柝声与李常受教训之理解，与两人著作中的实际教训，有极大的差异。特别是李常受的教训，受到明显的曲解，以致常为一般基督徒大众，特别是那些自称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误解。当我们公正地以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角度，来查验这些有争议的教训时，我们每次都发现，这些教训具有重要的圣经与历史根据。因此，我们相信，它们值得整个基督的身体，加以关注并考量。（老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