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廿二 抗争时期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
在中国主流基督教界与学界，对地方教会的偏见莫过于他们认为倪柝声主张基督徒“不要爱世界”。事实上，倪柝声并没有要求信徒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
从下文“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和“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两段已被忘却的记忆中可以看出，人性是脆弱的，即使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不例外。而那些身处日寇铁蹄、刺刀之下，淫威不屈，不愿低下头来当亡国奴的基督徒，他们的高贵品质更值得我们永世纪念。本文中有关“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主要引用了华中师大的徐炳三教授与山东大学胡卫青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一、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
（一）参加由日伪政权主导的基督教团
基督新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十分迅速，到20世纪初已经形成以“日本基督教会”和“日本组合基督教会”两大教派为主，圣公会、浸信会、安息日会、公理会、公谊会、路德会、救世军等教派为辅的传教局面，新教协调机构“日本基督教联盟”也于1911年成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联盟”于1937年7月22日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成为日本基督教界全面倒向战争的转折点。该声明包含4个要点:“一、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二、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四、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继此声明之后,联盟又分别于9月15日和11月24日发表补充声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并出现了“日支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这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中又多次出现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大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处于时局的协议》，其论调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于“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依据。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会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下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教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影响沦陷区社会。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中国绝大多数基督教各公会经不住日本基督教会的威逼利诱，自愿不自愿地参加由日本基督教会控制的各种基督教组织。
在东北地区，1933年9月，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对东北的中国人传教。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3个教区，1938年3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卢沟桥事变以后，山下等人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亚传道会”，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华北、华中、华南4个新的教区，从而将传教触角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岛，辐射范围涵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1936年7月，“满洲基督教会”领导人山下永幸得到日本军方及伪满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12月1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由英国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方德立、李毓麟任副会长，山下永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干事，山下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加盟的东北基督教各公会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长老会系统有309个教会，占62.55%强；而来自日本的“满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15个，仅占3.04%。但因幕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这个仅占3.04%的日本宗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回国，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1942年3月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将东北基督教15个公会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至此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
在华北地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士尽遭逮捕，华北原有的教会系统遭到破坏。为了应付时局，华北基督教各公会联合向日伪当局提出申请，于1942年4月18日成立经过日伪当局审批同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12名发起人全部为北京市基督教团体和教会的负责人，其中周冠卿为北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秉衡为灯市口公理会牧师，葛肇谅为安息日会牧师，孟德荣为卫理公会牧师，石云浦为中华基督教会牧师，罗宪璋为公理会传道，周维同为远东宣教会牧师。中国教会习惯上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与北平、天津和青岛三市基督教各公会统称为“华北中华基督教”，新成立的联合会无形中成为华北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日本人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通过多次施压，迫使华北教会于1942年10月15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北京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担任教团主理，周冠卿担任副主理，周维同为书记。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在北京教团的压力下，天津教会于1942年10月24日改组天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分会和津海道区会为教团，是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天津分会。从1943年1月4日起，天津教团假东马路青年会合署办公，对外仍沿用两分会各自的名称，但组织机构完全合一，中村三郎等日本牧师同时兼任两会的顾问。这样日本教会通过华北中华基督教教团进一步控制了天津的教会组织。1942年12月6日青岛市举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特别市分会成立大会。会长为王德润，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伏龙路同道堂牧师；副会长：杨光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观象二路圣保罗堂牧师；书记：王之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牧师；会计：焦绍光，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执事；委员：赵希圣，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执事；委员：常子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陵县路教会执事；委员：刘延庭，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上海路教会牧师；委员：赵承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武定路同善教会牧师；委员：卫斯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观象二路圣保罗堂长老。
除了以上两个地区外，日本教会在华东地区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西北地区组建了蒙疆基督教团，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沦陷区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各公会均参与其中。
（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1943年 10月19-21 日，满洲基督教会在长春本部礼堂召开第一届总会。会议通过决议：
“一、我等体得亲邦皇国之精神，拜察八纮一宇之理想而确信皇军之神威勇武，兴亚圣战建设之必成。
二、我等仰体时局诏书之御恩旨，实具铁石之决心，而弥奉公报国之赤诚。
三、我等躬身实践国策，尤愿率先垂范储蓄生产，以期国运之隆昌，国威显扬于世界。
四、我等激昂国民之练成惟袭国土严防谋略，举总力以巩固国防。
五、我等努力宣扬建国之理念，竭诚善导国民之思想，以俾民风之作兴，善良民俗之育成，东方道义理想之实践。”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长、英国传教士胡成国在1944年撰文称: “大东亚宣言之五大原则，以共荣根基，独立亲和为经纬，昂扬文化，繁荣经济，而贡献于世界之进运”，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一致，因此满洲基督教会要 “与日本基督教团取同一步调，与共荣圈各国各民族之同宗教一致团结，求共荣而共存而协力，进而共同结合迈进于圣战之完遂”。“大东亚圣战的终极不只是驱逐仇敌，又是本着八纮为宇的精神所完成的建设，这在大东亚会议的宣言中已经明示出来。”因此，基督徒要带着必胜的信念支持 “圣战”，要谦卑勇毅，克尽厥职，要在新东亚建设上完成信徒之使命。基督徒要“ 放下个人的私修，肩起济人勤国的责任，在东亚圣战必胜的意识及报国奉仕冀资德政上，融合了各色信仰，发祥着各宗教的优点，负起宗教固有的使命”。李廷魁也是一位宣传骨干，他撰写了 《兴亚偶言》、《战时生活》、《国民储蓄为经济战必胜之道》等多篇鼓吹日本国策的文章。他勉励基督徒说: “战时生活既非平时生活，故当洁身自爱，舍己私而报国，公益优先，国策第一。追随友邦之武功大荣，共建东洋民族之乐园。”
1942年5月30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青岛分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仪式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体与会人员必须在副会长赵希圣的领导下共同宣誓，宣誓词前的一段导言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美化：“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基督宗教真欲在东亚表显其本来精神，确有须联合亚洲整个民族，在所有事功活动上，摆脱英美色彩，共同携手努力，在上帝领导之下，竭力建设亚洲共荣圈之必要。兹经我友邦大日本军民，发动大东亚圣战，不惜牺牲一切，上下一致，本中日敦睦，提携合作之精神，扶助设立我黄种民族之文化，驱除英美谋我东亚之势力，由水深火热中解救我亚洲民族，将所有被英美侵略占据之财产完全收回，极力整顿，建设东亚新秩序，圣战所致之地，人心响应，慰劳欢迎，我基督教会信徒，今日更了然世界情势，感觉当此时机，奋起猛进。现在北京已正式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总会，故青岛教会亦急起与市政当局接洽成立分会，誓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并竭力发挥基督教义，愿本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精神，与英美从经济人才精神各方面，完全断绝，将见我全青岛整个教会，在基督领导之下同舟共济，共同祷祈，建设我亚洲明朗乐土共荣圈，藉以达世界和平真正之目的。”
（三）成为服务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
在东北地区，1943年3月 11日，日伪通过第一次国民教化委员联络会，向宗教教化团体发出推进增产，识字，储蓄三大运动的指令。 为响应日伪的号召，1943年，沈阳基督徒千余人在基督教安息日会举行 “圣战必胜，增产必成丰年祈祷大会”，奉天省长，沈阳市长，民生厅长与会。同年12月，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教化团体建立游说增产班，在牡丹江市县农村开演讲会。识字运动方面，伪满规定 1943年10月7--13日为识字读书周，满洲基督教会在10月9日召集满洲传道人员召开座谈会和讲演会。李廷魁牧师是主要演讲者，听众多为长春市民。安息日会也举行大会，并扩大民众讲习所的招生规模。类似活动在伪满基层亦广泛开展。1944年2月12日，日伪在国民教化委员联络会上将原来的三大运动增加为五大运动，分别为圣战必胜信念昂扬运动，增产运动，储蓄运动，航空机献纳运动，识字运动。宣传和捐款成为1944年基督教会参与的重点。1944年2月21日召开的满洲基督教会举行教区长会议，重点是讨论捐献飞机事宜。2月25日满洲基督教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特殊献金成为重要议题。12月 18日长春宗教教化团体正义昂扬大会上，各团体共捐款 4000元，满洲基督教会和安息日会均有捐纳。同日，长春基督徒约1500人，在满洲基督教会礼堂举行圣战二周年纪念圣战必胜祈祷大会，基督徒为战争捐款。日伪也经常利用一些事件掀起宗教界反英美，亲日的情绪。如 1944年8月，日本宣称美军亵渎日军阵亡士兵的尸体，号召对美军进行批判。伪协和会与日本教会领袖抓住这一机会，于8月27日在满洲基督教会大礼堂举行基督徒大会，目的是 “为促美国国民与基督教信徒之反省，并唤起我全国国民与信徒一致奋起，打倒敌美，以完成圣战”。伪满新教所有教派均派员参加，总计三百余人。日伪政权利用这些形式，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东北宗教团体纳入战争轨道，使其成为战争机器的构件之一。
在华北地区，日伪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及各地分会的目的，就是也是将教会置于其控制之下，利用教团组织来监控基督徒，麻痹中国教牧及信徒的抗日意志。天津市教团曾多次举行举办所谓“和平祈祷”大会，利用一些信徒的“非战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善良意愿，来混淆其思想，使其“不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了支持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天津市教团还号召信徒“献铜献铁”。北京市教团则参加了由伪市政府社会局举办的“宗教团体协力食料增产运动”讲习会，并承担具体的隙地种植任务。
二、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
当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为了自身生存，卑躬屈膝，充当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时候，却有一“小群”基督徒，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历史事实，徐炳三教授、胡卫青教授的研究成果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胡卫青教授指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各地分会的成立是否意味着已将所有的教会都网络无遗，全部纳入这一体系进行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从天津、青岛市的情况看，当时除基督徒聚会处和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参加而被迫停止活动外，其他教会机构大都参与了该教团。以下是笔者搜集的几段地方教会在沦陷区的珍贵史料，兹录于此：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加紧逼迫教会，强迫各教会信徒参拜“忠灵塔”及“天照大神”，并向东京帝宫“遥拜”。各地美英派教会大多数都接受了此项仪式，而各地地方教会的信徒却一致不肯屈服，因此在东北的众教会立即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与迫害，除了长春、吉林两地外，各地聚会都被迫全数停止聚会。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美英派基督教发起了联合会的机构。那时长春教会虽然没有被迫关门，却因坚持遵守主道，不参加联合会组织，不参拜“忠灵塔”及“天照大神”，也不向东京帝宫“遥拜”，就有四位负责弟兄，于一九四四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假乎伪满政府，拘捕下监，另有三人被特务跟随约有数月之久，行动全被监视，直到抗战胜利前两三月，才得自由。从监狱出来的弟兄，受尽折磨，几乎丧命。”
“一九四二年，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在日寇的支持下宣告成立，想要强迫上海各教会团体联合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荒谬理论，儆夫（倪柝声）因不肯委曲求全坚决表示不加入，被俞恩嗣（上海圣公会牧师）威胁责骂并说“让日本人对付你”。后来日寇特务机关思想部部长铃木一连传他五次，受尽侮蔑和威胁，在严讯恐吓之下始终不为所屈，引起严重的心脏病。”
“当时日本人在上海要组织一个基督教联会。他叫一个俞恩嗣的来组织。他们不知道我（倪柝声）和教会中的关系，以为文德里仍然是我负责的，就叫我去出席。我去了二次。我表示反对。我告以我们就是从更正教出来的，我们是叫人脱离的，我们不能再回来。后来俞恩嗣说，那么只有叫日本人和你说。我回来以后就托胡去堂去找一位朝鲜人姓金的。他不是我们中间的弟兄，但在我们讲道会时，是常来听的。托他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说明我们的问题。我和他同去了一次。后来该机关的思想部又打电话通知我，叫我到思想部去。这是在国际饭店楼上。我和俞成华同去，大概是二次。后来我又自己一人去二次。主办的是一位日本人，从美国留学得有博士学位的。他要我们加入联会，我们反对。末了一次去的时候，正是纳粹一艘兵舰古拉夫司普利号在南美洲自己凿沉的时候。他要我决定我的态度，并说是为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我答应以我们只有自行解散，自己凿沉而已。他也没有表示反对。我回来以后又请长老召集弟兄。我将办交涉的经过告诉他们。后来我们决定解散不要加入联会。我们解散以后大约好几个月，上海市政府又登记宗教团体时，弟兄们又去登记，他们没有叫他们加入联会。故他们又复聚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积极充当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一些基督教各公会负责人，解放后摇身一变，又成为全国及各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负责人。如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主理江长川1954年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无怪乎倪柝声曾悲愤了说：“有的人在反动派的时候是领导者，在敌伪的时候又是领导者，在胜利的时候又是领导者，在解放后又是领导者。有否这个道理？”
（作者：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