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万人的地方教会(召会)在当地口碑渐高
浙江某市X县,近万人的地方教会(又称“召会”),与当地基督教“两会”及两会下的教会发展着友好往来的关系。并且在当地政府部门眼中,这一“召会”组织口碑渐高。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X县的召会向汶川灾区奉献了36万;2013年浙江余姚水灾之后,该召会向当地奉献了10万。“这都是召会的弟兄姊妹们自发的爱心奉献。”当地X县基督教“两会”负责人S牧师对福音时报说。
召会(地方教会或“主的恢复”)是源自李常受在海外发起的教会组织,之后陆续在许多国家、地区兴起了数千处地方教会/召会(包括1979年后传入中国大陆)。召会因其教义和聚会方式而又被外界称“呼喊派”。“召会”组织开始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是在1980年代之后。据了解,1983年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唐守临、任忠祥于1983年4月编写),之后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
S牧师说:“目前召会和‘两会’下的教会各自独立聚会,我们现在双方关系很好。”实际上,当地基督教“两会”和召会的对话,从X县三自会刚刚开始成立起就开始了。X县基督教“两会”现负责人S牧师告诉福音时报,1983年时“抵制李常受‘呼喊派’”的运动同样波及该县城,县城的召会中不少骨干被抓。
1983年时X县已经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据S牧师回忆,在1983年之前,S牧师的长辈牧师(当时“三自会”负责人)曾多次到召会负责人处做工作,劝召会加入“三自会”、在“三自会”下的教堂聚会。他说:“当时他们对我们(指‘三自会’)有意见、有看法,长辈对他们多次做工作、不成功,之后双方一段时间内不再来往了。”S牧师补充说:“在那之前‘三自会’一直希望他们与我们一同聚会,我们从没有说过他们是异端,我们认为他们与我们同样是弟兄姊妹。直到1983年,X县响应宗教局号召,开始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此时X县‘三自会’同工也发现,该召会的学习材料与李常受派‘可能有关’,我们一开始也以为他们与李常受派别有关。”
据他回忆,当国家将“呼喊派”定性为邪教组织之后,X县响应“抵制李常受‘呼喊派’”运动,地方部门宗教执法者将几处不在教堂中聚会的“家庭”教会开始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包括召会在内。然而,S牧师对召会报以同情地说道:“但是他们强调自己是‘召会’,不是‘呼喊派’。他们也是反对‘呼喊派’的。”从1983年之后,X县城召会信徒和骨干的日子并不好过。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
大约从2008、2009年起,当地的“召会”信徒发展到了近八千人。两方面的交流也多了起来。X县基督教“两会”(1990年成立了X县基督教协会)换届时,也会邀请召会的负责人参加;X县“两会”基督教培训班上课,也会邀请召会义工、同工上课;“两会”新教堂落成时,召会同工也会前来庆贺和祝福;“两会”基督教养老院落成时,召会负责人送来了爱心奉献款。
“近年来,我们两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好。”S牧师说道,“召会的负责人每年都会去看望基督教“两会”中的老牧师,也常会到基督教“两会”中的养老院去看望老人、带礼物给老人们。当地召会目前有信徒近万人,召会与‘两会’下的教会依然各自保持独立聚会。目前我们国家在政策上还未允许这一类组织合法登记,他们的存在算是获得了政府的默许。近年来政府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政府有如此态度上的转变,也是因为看到,几十年来,越是打击(他们、人数)越是增长。1983年时X县城召会只有一两千人,现在已经有近万人。他们在社会上也得到很多见证,在政府对他们的认识也在增加,对他们的评价越来越高了。”
这很令人吃惊,一位宗教干部,三十年前前往召会是施压;而三十年后来到这里,却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身为X县基督教“两会”现任负责人,S牧师对这里的召会评价不低,但他也小有担心:“召会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不会到教堂里面来聚会。我们的政府默许了他们的存在,因为国家在政策上还不允许这一类组织合法登记。”
(2014年6月5日,福音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