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事务条例》的几点剖析

这里引述的是总书记的一段讲话内容，表明他的殷切期望。这本该是宗教管理部门在工作时自己要遵循的原则，也该是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目标。现在却把它写成法规条款，写成文件，有违法理之嫌；有利用讲话之旗，做部门虎皮之意。

“合法”与“非法”的“法”，没有确实含义和界定。是什么“法”呢？这是非专业术语。“遏制极端”，也是非常不专业的用语。“极端”这个概念，属于哲学和心理学范畴，它描述的是某种不能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极端”是一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任何事情持“极端”的态度都是错误的。“极端”的主要表现是思想认识上的偏执，这种思想上的偏执并不只存在于宗教领域中，也存在于哲学、科学、政治、伦理道德这些领域中，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一直以来，在宗教领域中，各个宗教、教派的内部都分为保守、自由、中间等不同的倾向或派系。某一个宗教，教派内部最保守的神学主张往往被称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在各个宗教中都存在，从来没有消失过。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上把在宗教教义上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最激进的观点称为“宗教极端主义”；把用恐怖手段和行为追求“宗教极端主义”的人和组织称为“宗教恐怖主义”。所以说，“极端”不等于“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不等于“宗教恐怖主义”。

也就是说，“极端”只是一种思想方法，属于思想认知范畴，不能与极端的行为和行动划等号。立法要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不是思想。一种思想再荒谬，再极端，也不能用法律来规范。只有在有人采取具体行动来实践其“极端”思想，侵犯了他人的权益，危害到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法律才能进行惩罚。从法律上对恐怖行为进行制裁，与反对思想方法的偏执、认知态度的错误，性质完全不一样，是两回事。新《条例》把“遏制极端”这一原本作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追求的工作目标，当做了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定，就是混淆了思想与行为、“极端”与“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恐怖主义”之间的界限与区别。“抵制渗透”也是。它属于一个政治概念、政治口号，纯粹是在表达一种主观愿望，而非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

这也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体现的是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而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如果硬要说这些口号式的法条有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只能说，这是《条例》的设计者为了某种目的而把法律规范当作政治表态的工具了。

这就意味着国家在保护宗教活动之前，必须要先判断该宗教活动是不是“正常”，否则就没有办法予以“保护”。但此《条例》却没有给出判断宗教活动是否“正常”的标准，也没有说出由谁制定标准，依据什么制定标准。法律没有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作出明确界定，就意味着管理宗教活动的宗教管理部门有权力鉴定、判断宗教活动是否正常，这样的话，宗教管理部门就成了“宗教裁判所”，将会导致更多的误判、错判、乱判，从而引发政教矛盾，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与构建和谐的政教关系、教与教关系、正确管理宗教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了；这难道是制定本《条例》者的意愿？

宗教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之间有差异、矛盾，这是一种常态，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世界上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就是因为每个宗教、每个教派都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把其他宗教、其他教派看作是非正统、非正确的，这是由宗教自身的排他性决定的，是任何人用任何力量也没有办法消除的。

新《条例》把消除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宗教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作为政府追求的工作目标，是一种空想，完全无视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完全没有现实性的。任何一个宗教和教派都提倡信徒的虔诚，一个宗教信仰者、一个宗教团体，越是虔诚，就越要坚守本宗教、本教派的教义，对于其他不合乎本宗教和教派的教义，就是越要批判和抵制。因此，世界上成功处理宗教问题的国家，不是通过立法、人为地消除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是提倡宗教宽容，用立法来保护宗教自由，维护每个宗教、每个教派、每个宗教信仰者的合法权益，从而达到实现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目的。这一项规定说明，新《条例》的设计者不是把自己定位为宗教团体与宗教信仰者的服务者，而是定位为宗教之间、教派之间、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之间关系的协调者，是把自己置于宗教之上，体现出来的乃是宗教管理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和傲慢，而不是对宪法、法律和信众（其实也是人民群众）的尊重，与总书记提出的“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相去甚远。彰显出此《条例》属于管控型而非服务保障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