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廿一 倪氏神学的本质塈中国化的典范
深处的生活
通过对倪柝声的人性观、救赎观、教会观、社会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倪柝声神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体系。一些学者将倪柝声神学定义为“属灵”神学，但笔者认为倪柝声神学本质上是“生命”神学。生命问题是倪柝声神学的核心与目标，贯穿于其神学的始终。“重生”是新生命的起点，“得胜”是新生命的价值追求，“与神合一”是新生命的理想境界。尽管这种“以人为本”的神学自诞生之日起至今，不断遭到一些所谓持“正统”神学观点的学者的强烈批判，但倪柝声神学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倪柝声神学的的地位与影响力是独立无一的，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即使是其最强烈的批评者，也承认“在华人历史上，没有一位基督徒有倪柝声如此辉煌的成就，或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倘若孔子和正统儒学思想塑造了华人的思想模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说倪柝声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模式。他的神学教导和他独创的那一套属灵词汇几乎成了所有中外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方式。”因此，客观公正地审视倪柝声神学，准确的把握其精神实质尤为必要。
倪柝声神学是圣经的。倪柝声通过回归圣经，从中把握了属灵生命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上个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 1865--1923）指出：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即人人蒙召作神的儿女，并与神直接交通的属灵生命观。耶稣的教训是呼召信徒为上帝国的降临洁净自己、准备自己，像智慧的新妇迎接新郎一样。因此，基督教是一种绝对属灵的个人主义。（特尔慈：《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四版）但这种“以人为本”的具有深厚东方色彩的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一套完全西化的“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价值体系。鸦片战争后，这套完全西化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不可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
为推翻西方教会对基督教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倪柝声高举圣经旗帜，坚持字面解经的原则，从中准确把握圣经属灵生命观的信仰本质，建构起“以人为本”的系统神学。倪柝声人本神学有机地协调了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将“得救”与“得胜”、“基督为救主”与 “基督为主”、“信”与“行”、“天堂”与“国度”、“救恩”和“赏赐”融为一体，强调罪人只要凭信心接受基督为救主便可得救，人得救就能进天堂得永生；得胜则是人在接受救恩以后，接受基督为主，为主舍已背十字架，才能得到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赏赐。对倪柝声人本神学的意义，西方倪柝声神学研究者 Robert Kingston Wetmore 从批判西方基督教神学只注重冷冰冰的教义出发，指出，“有教义没有圣洁比愚昧无知更要不得 -- 这是一种罪。因此，基督徒实际生活在倪氏神学里占了一席重要位置，而教义的讨论只在能够激发敬虔时才有价值”（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
有趣的是，与西方学者对倪柝声人本神学进行充分肯定相反，一些华人基督教神学家则从西方神本神学出发，批评倪柝声神学思想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界的“小派”神学，以此暗示倪柝声神学为“旁门左道”，甚至是异端。
的确，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种典型，即大教会、小派、神秘主义。特尔慈指出：大教会是“一种为行赎罪工作起见而具有救恩的机关。它能接纳群众，使自己与俗世适应，因为在某种限度内，它为了那客观的救恩的宝藏的原故，就可以忽略那对神圣的主观的需要。”（P522）小派则是由“严格信仰基督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全都经验过‘重生’，这些信徒与俗世脱离，组成小群，不重恩典而重律法，在自己人中间组成以爱为根据的基督教秩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期望和准备上帝国到来。”（P522）“大教会的基督是救世主，它在它的拯救工作中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赎罪”。“小派的基督是主，是具有神圣权威的榜样与颁赐律法者，祂让祂的选民们在尘世的旅途上受轻视和苦难，但在它再来时，建立上帝国时，它要完成它的赎罪工作。”（P523-524）按照这个定义，倪柝声神学确属“小派”。但特尔慈还指出：“福音中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在这些所谓的‘小派’之中，才有着充分的发挥”（P248），因为“小派既然比较上不倚赖着世界，且能始终重视基督教的原始理想，所以它们往往特别明显地代表着基督教的基本性质”。（P248）对倪柝声神学倍受争议的三元论人性观，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首任院长薛尔（Lewis S. Chafer, 1871-1952）指出：尽管《圣经》中确有不少经文可被灵肉二元论者所引证，但是很多其他经文中的“灵”和“魂”却并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名词”，所以从整体上看，灵肉二元论并不比灵魂体三元论更加符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徐弢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04期））
中国化的典范
倪柝声神学是中国的。倪柝声将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人本”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典范
著名文化学者庞朴指出：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庞朴《一分为三》p328海天出版社95年六月第一版）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也指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年来对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文化沉淀，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基督徒信仰模式与精神质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李竞恒 ：耶儒之间：以儒学背景信仰基督教的蒋中正）从基督教由唐代至今的漫漫东渐过程看，中国人在接受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以中国儒学传统为基点来认识和理解基督教。因此，当我们与倪柝声神学相遇时，必须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审视，否则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误读。
中国儒学本质上是“人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说。它从人的“道德主体性”出发，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倪柝声少时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他曾指出“儒家的修身是一直用涵养的工夫，用克制的工夫，涵养、克制成功，才是圣人。” （得胜的生命）倪柝声正是循着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来演绎其基督教“成圣”追求。综观倪柝声神学，一言以蔽之，“以儒释耶”，即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基督教，以基督教的语言来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
首先，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倪柝声关于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人性三元论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认为人有欲、情、性三性，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篇上》“广土众民章”）“欲是逐外驰的，性是循理内含的，情则介乎二者之间，是欲之据理收敛，性之感物而动。”（庞朴《一分为三》P310）倪柝声三元论人性观至今仍被主流基督教神学家广泛非议，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主流神学家是以西化的基督教人性观来理解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性观，因此分歧在所难免。其次，倪柝声的重生得救观体现了儒家文化“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程氏遗书》卷十八）天命内在于人心，因此“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王阳明《传习录》）。而倪柝声着重强调“重生”是得到神的新生命，“神以祂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叫他（罪人）的灵再活过来”（《属灵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新灵时，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作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但并不是灵单独作主，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作主。”（《属灵人》）这种“人有神性”的观点实质就是“天命下贯而为性”。第三，倪柝声所主张的“灵命”与儒家文化的“天命”同样具有群体道德价值取向。儒家文化的 “天命”集中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中，旨在处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而倪柝声将 “属灵生命”具体化为 “脱离众罪”和“有行善能力”等，实际上是扬弃了西方基督教神秘派追求“灵命”的神秘性而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性，并且倪柝声要求基督徒不仅追求“基督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基督身体的生命”，本质是儒家传统的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第四，在成圣追求上，倪柝声强调否认已，“背十字架”与儒家文化 “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圣的工夫上，倪柝声所主张的“随从灵而行”与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致良知”更为接近。王阳明指出“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传习录），“圣人之心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倪柝声要求“信徒应当在诸事上寻求随从灵而行” （《属灵人》），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随感而应”。第五，倪柝声追求的“属灵人”理想境界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就是儒学经典《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等所主张的天道与人道一体。而倪柝声 “属灵人”“他的灵，作他生活的特征，无论什么，都是从灵而出”的境界本质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倪柝声神学以基督教的语言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赋予中国儒家生命价值追求中含混不清的“天命”、“天命之谓性”、“明心见性”、“天人合一”等以明晰的价值意义，不仅实现了“以儒释耶”，更关键是“耶儒互补”，满足了广大中国教徒的信仰需求，为广大中国基督徒所接受，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特性，这是地方教会在中国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提供答案激励信徒
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本”神学给予中国基督徒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激励广大中国信徒为地方教会运动而献身。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Kelly指出：（Dean.M.Kelly<<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Mercer University Press,ROSE edition copy1986）人类最层次的问题乃是关乎生命的目的与意义，宗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满足人类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一个教会能使信徒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动员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增长到那个程度。地方教会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倪柝声神学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为地方教会信徒提供了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最深刻的答案，使他们为了“分享千禧年的荣耀”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尽管“天国之路”的追求充满艰辛，必须一辈子舍已，“背十字架”，但他们明了“生命并不是自私的获得什么，保留什么，而是为一个目标，为自己所相信的，为意义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这种自愿为一个目标奉献与全力参与生活所产生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一支以见证和勇气将福音传向全世界的队伍”，这“是世上最大的力量，这是耶稣所知道的秘密，在独立教会（地方教会）中特别明显”。（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史文森（Allen Swanson）：台湾的独立教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P284）
另一方面，倪柝声的教会观适应传统中国宗教生态，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教会运动的发展。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中国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结构的宗教生态。一是制度性宗教。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目前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典型的制度性宗教。二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的“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如家庭、宗族、社会团体）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简而言之，除五大宗教以外的家庭祭祀、各种鬼神、英雄崇拜等所谓民间宗教均属于分散性宗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高于教权，历代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均采取控制加利用的策略，即使是儒学也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庸。为防范各种宗教组织坐大成势与皇权抗衡，历代统治者绝不允许各种宗教成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组织。为加强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自宋代以来，封建王朝通过对民间宗教的神灵赐额封爵，由地方乡绅与宗族为主负责祭祀活动，使民间宗教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紧密结合。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民间宗教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中国宗教呈现出分散性宗教强势、制度性宗教弱势的格局。
这种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具体表现为：一是无论制度性宗教或民间宗教均以场所为界、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二是民间宗教活动渗透到社会每个家庭、宗族，家、祠堂成为活动的主要场所，活动由家长或族长组织管理；三是宗教教职人员没有固定受薪，只依靠信众捐赠或提供宗教服务获得报酬来维生。倪柝声关于“教会是地方的”，各地方教会行政独立、责任独立、裁判独立；各地方教会由本地长老负责管理以及信徒自行组织家庭聚会；教会“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或“依靠福音养生”等教会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完全一致，是典型的中国化教会观，与西方差会在华传教组织制度迥然不同。
鸦片战争后，西方差会来华传教的工作模式是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租房，通过行医或办学传教，发展教徒，而后建立教堂组织聚会，并雇佣中国传道人协助传教、处理教务，这一基本工作模式的背后是庞大的人力与资金的支持。上个世纪20年代，当势单力薄的倪柝声鼓吹脱离宗派时，显然不可能沿用西差会的工作模式来推动地方教会运动。但他通过这一套完全中国化的教会制度设计，激发起中国信徒的宗教热情，实现地方教会运动的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首先，“教会的性质是地方的”赋予信徒更多的权利与责任，满足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教会由地方“有名声的平常信徒”担任长老管理教会，有利于协调处理教会内部、教会与社会的有关问题，确保教会在当地顺利发展。其次，家庭聚会是达到教会快速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家庭聚会无需耗费巨资建盖教堂，使教会可以无限扩张而不受场地限制；家庭聚会使基督徒的见证很自然地影响到邻里乡亲，使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播；家庭聚会由信徒负责聚会活动，可以更加有效地造就信徒。第三，教会“工人”恢复“使徒”称号和“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有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按照中国传统，宗教职业人员社会地位低下，普遍被人轻视，倪柝声将教会专职人员称为“使徒”，本质上是将教会“工人”的职业“神圣化”。同时强调“凭信心过日子”，有利于遴选出一批有恩赐、有能力、有信徒群众基础、有奉献精神的优秀人才从事传道工作，有效地杜绝了各公会中普遍存在的庸碌之辈混入教会靠宗教职业为生的现象。
显然，基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倪柝声生命神学满足了中国基督徒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为中国基督徒广泛接受。但遗憾的是，时到今日，倪柝声的“人本”神学一直遭到学界和所谓“主流”神学家的强烈批判。作为一个宗教研究者，笔者无意对这些批判逐一进行评论，只想阐明自己的二个基本观点：一、学界以西方中心主义来评价倪柝声神学的做法缺乏客观性、公正性。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已成为华人基督教学术界的基本思维，他们无视倪柝声神学已经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信仰性格这一现象，不深入研究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的中国文化传统基因，而是以西方“神本神学”作为参照系批判倪柝声中国化的“人本神学”，这种做法对今天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思想建设是极其有害的。
二、一些所谓“主流”神学家对倪柝声神学的批判则毫无学术意义可言。这些神学家从维护自身的信仰立场或本教派利益出发，对倪柝声神学甚至人身进行大肆攻击，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目的在于否认倪柝声神学存在的合理性。如洪日峰甚至断言“目前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归正，最大的妨碍莫过于倪柝声神学的影响了”（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对于塑造了华人基督徒性格的倪柝声神学体系，如果粗暴地得出其“背后的原则”是“与圣经不符”（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的结论，那实际上是对几千万华人基督徒的严重侮辱。对于他们的批判，我认为耶稣的教训就是最好的回应：“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七1-5）
（作者：远方）